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中國出版產業也迎來了其改革發展的關鍵之年。新年伊始，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再次強調了黨的十七大的精神，要求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在其后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中，中宣部部長劉云山明確指出深化出版業體制改革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在其報告中，對2008年及今后一個時期的出版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尤其強調了出版業需要加快各個層面的改革力度，特別是在出版產業的資本運營方面，支持符合條件的出版發行企業，通過上市融資或其他方式跨行業融資，培養我國出版傳媒行業的戰略投資者。在此背景下，中國出版產業的資本運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本文旨在回溯中國出版業自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歷史，揭示中國出版業資本運營從孕育到發展的艱辛歷程，剖析中國出版業資本運營的特征、問題以及發展趨勢，以期為中國出版業的未來發展提供重要借鑒。本文在中國出版產業資本運營漸進發展歷史脈絡基礎上，將30年歷程大致描述為三個重要階段：以市場化為標志的孕育階段、以集團化為標志的初級階段和以上市為標志的發展階段。
        以市場化為標志的孕育階段（1978－1992）
        第一階段從1979年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到1992年十四大，主要是以市場化為特征，以“放權讓利”和“兩權分離”為主要手段，是中國出版業資本運營的孕育階段。
        在1979年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確立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明確指出地方出版社可以不受“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眾化）的限制，擴大了地方出版社的出版范圍，為解放出版生產力做出了貢獻。1982年文化部召開圖書發行體制座談會，會議確立出版發行體制改革“一主、三多、一少” 的目標，即“以國營新華書店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購銷形式、少流轉環節的圖書發行網”，這為社會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涉足出版產業提供了可能。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出版體制的改革也進一步深化，特別是1984年在哈爾濱召開的地方出版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要擴大出版社經營自主權，使出版社由單純的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這對出版體制的改革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出版社管理對象主要是生產活動，任務是通過生產計劃、管理等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按時完成國家交付的出版任務。這次放權讓利使出版社由單純執行國家計劃的生產單位變成有相對獨立利益的經濟單位，出版社的生產經營活動得以發展，為資本運營這種高級經營形式的出現打下基礎。隨著企業自主經營權的放開，民間資本開始進入出版領域，但是由于制度性門檻的存在，資本介入出版的合法性沒有解決，因而處于潛伏的灰色狀態，如買賣書號等現象。 
        1984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提出了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思路（即兩權分離）。在這一思路的指導下，我國出版體制改革進入新階段，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是在保證意識形態性質的前提下嘗試兩權分離。這個階段有三個文件比較重要，它們分別是新聞出版署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布的《關于報社、期刊社、出版社開展有償服務和經營活動的辦法》（1988），中宣部、新聞出版署出臺的《關于當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見》（1988）和《關于當前圖書發行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1988）。第一個文件認為出版社經營部分可以剝離出來組建公司，這個文件實際上就意味著出版業中經營部分可以進行資本運營，因為資產的剝離本身就是一種資本運營手段。第二個文件秉承這個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嘗試在出版單位實現兩權分離，把企業由單純的生產者變為相對獨立的經營者，這為出版單位的生產經營與資本運營的結合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第三個文件不僅提出了在發行領域放權承包、放開批發渠道的意見，推動了民營資本在出版流通領域的進一步發展，而且還提出了組建企業集團想法，這些都是資本運營的應有之義。隨著這些改革的推進，社會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介入出版業的程度也進一步增強，特別是在圖書發行領域民營資本已經成為一支重要的資本力量。 
        總的來說，隨著“放權讓利”以及“兩權分離”改革的展開，出版社的自主權逐步擴大，國家計劃任務不斷減少，出版社被推向市場。出版管理由生產型轉為產品經營型，其任務是以優質的產品滿足消費者需要，同時獲取利潤。然而大多數出版社的生產經營活動仍囿于傳統的生產活動，并未認識到生產、經營等都只是資本增值的中介，而通過資本形態的變化乃至資本重組有助于企業的生產、經營，并可以最終實現資本增值的目的。也就是說，這一時期從出版主管部門到出版社還未萌生進行資本運營的意識，但是陸續出臺的改革措施客觀上已經促進了出版業資本運營意識的孕育。
        以集團化為標志的初級階段（1992－2002）
        第二階段是從1992年的出版企業集團試點到2002年出版集團以公司制改造為重點的體制改革試點，以集團化為特征，以行政干預和資產重組為主要手段，是中國出版業資本運營的初級階段。 
        1991年12月，國務院批轉了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生產辦公室《關于選擇一批大型企業集團進行試點的請示》，這個文件提出在國有企業當中試點企業集團，企業集團核心企業對緊密層企業的主要活動實行“六統一”，即統一規劃、計劃，統一承包經營，統一重大貸款，統一進出口貿易，統一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統一主要領導干部任免。次年4至5月，新聞出版署召開黨組擴大會和部分省市新聞出版局局長會，提出加強出版行業的聯合，進行出版、印刷、發行企業集團的試點。此后，山東、四川、遼寧、江西等地方政府紛紛設立出版集團，出版體制進入集團化發展的階段。 
        隨著試點工作的開展，地方出版企業在政府支持下，迅速形成了一系列出版集團，如山東出版（集團）總社（1992）、江西出版集團（1992）、四川出版集團（1993）、廣州新華書店企業集團（1992）、德州新華書店出版發行集團總公司（1992）、新疆出版印刷集團公司（1993）、天津出版貿易集團公司（1993）、浙江印刷集團（1993）、遼寧出版（集團）總社（1994）等。這一時期的出版集團在政府支持下有了迅速的發展，但出版集團成員間的關系主要以行政關系為基礎，其組織形式類似于日本的“系列集團”，即大小企業之間以一種隱性契約保持業務上密切的聯系。學術界稱這種集團為“合作契約式聯合的企業集團”，它主要是以行政隸屬關系而不是產權關系為基礎，因此，這些出版集團組織松散，也缺乏資本運作，著名學者吳敬璉認為這不能視作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集團，這次出版集團改革就整體而言并不算成功。
        1997年國務院批轉的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國家體改委《關于深化大型企業集團試點工作意見的通知》，提出到上世紀末，大型企業集團母子公司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與此同時，以1996年新聞出版署批準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為標志，出版體制改革進入了以公司制改造為重點的攻堅階段。從這個時期所設立的出版集團來看，普遍具有“資本控制式企業集團”的特征，即以資本為紐帶形成控制關系的多個法人的聯合體，在表現形式上為控股公司體系。資本控制式出版集團的形成，使得出版集團成員間的合作關系，由原來的行政控制，轉變以資本為基礎的市場控制，更有利于形成企業內部的資本市場，可以通過市場的手段實現內部資源的配置。 
        以遼寧出版集團為例，2000年3月遼寧出版集團公司組建伊始，就以公司制改革為主要目標，成為全國出版界第一家真正實現完全政企分開和政事分開，獲得國有資產授權經營的集團公司。在此基礎上，集團公司按照出版產業鏈的要求，以內部產權資本運營為手段，實現集團內部資源的優化配置。其一是通過產權資本運營讓閑置的資本流動起來，如通過組建遼寧出版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以“資產托管”形式吸收省內各市縣新華書店加入，建立連鎖經營體系，大大拓展了業務領域。其二是通過產權資本運營使現有資本效用最大化，如對編輯、印刷、發行、印刷物資供應等所有成員單位實行整體推進、集約經營、專業發展，實現規模效益。其三是通過資本運營挖掘潛在資源，集團下屬春風文藝出版社投入大量增量資金對“布老虎”品牌進行系列開發，實現效益最大化。 
        整體而言，這個階段隨著集團化改革的深入，出版集團已經從“拉郎配”式行政捏合演化為以資產為紐帶的“資本控制式企業集團”。這個變化使得出版集團公司按照出版產業自身要求，以內部產權資本運營為手段，實現集團內部資源的優化配置。當然，這個階段出版集團的資本運營還只是單純的產權資本運營，沒有進入產權資本和金融資本運營的混合發展的成熟資本運營階段，而且其運營的手段、范圍都十分有限，所以筆者認為這一階段是中國出版業資本運營的初級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