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琉璃廠，有個300多年歷史的老店“榮寶齋”，店內展示著一幅絹制的木版水印巨作——北宋畫家張擇瑞的《清明上河圖》，這幅與原作相同的長卷民俗風情畫，令人嘆為觀止，售價高達30萬元。 
        “嗬，那《清明上河圖》有5米多長呢，光人物就有1643個，當年我和倆師傅一塊兒雕刻，5年才刻完。”年過半百的崇德福對往事記憶猶新，“我們仨刻了1千多塊版材，光我就刻了500多塊，一塊版最長得刻10天。” 
        木版水印技藝是榮寶齋的“絕活兒”，始自清光緒年間，沿用中國獨有的雕版印刷技藝，逼真復制各類中國字畫，所用紙、墨、色等原料均與原作相同，其成品“幾可亂真”。
        上個世紀50年代，榮寶齋的經理把著名畫家齊白石請到店中，在他面前掛出兩幅《墨蝦》，告訴他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跡。老人端詳了許久，最終搖著頭說：“這個……我真看不出來。” 
        2006年，榮寶齋的木版水印技藝，被遴選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崇福德是榮寶齋木版水印技藝的第六代傳人。
        崇德福的師傅張延洲，是木版水印技藝的刻版高手，他用了8年時間，雕刻出五代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46個神態各異的人物，無不精確至極，公認為木版水印的巔峰之作，被故宮博物院定為“次真品”。 
        張延洲雖然有高超的雕刻手藝，可生性寡言。那時教徒弟手藝靠口傳心授，但張師傅就像茶壺里煮餃子——有嘴倒（道）不出來，只讓徒弟“多看”，卻不具體說明該如何使刀，用多大勁兒，刻什么角度。全憑崇福德自己去悟。
        刻版師傅既要懂雕刻，還要有繪畫的基礎、美學和詩的修養。好在崇福德打小就幫在宮燈廠畫畫的父親，勾點兒簡單的畫，也能畫上兩筆。業余時間又喜歡逛故宮、美術館，研究不同畫家的風格、用筆的路子，所以能領悟書畫的精髓。為了掌握走刀力度，他甚至臨摹原作，體會畫家下筆的勁頭兒。 
         “哎喲，刻那倆人，可真難壞我了。”他念念不忘刻第一個作品——敦煌壁畫“雙飛天”時的難度。師傅要求“絲綢衣服的褶皺、飄帶的下垂感和頭發絲的光澤，都要精確地刻出來。”他廢寢忘食3天才刻了一塊版，“最難的是飛天的眼神，刻刀偏離一毫米，整個作品就‘砸’了。” 
        因勤學苦練，出師時崇福德的手藝已達到三四級工的水平，能操刀如筆，靈活掌握走刀力度，將線條的轉折、頓挫雕刻出來。
        “只要拿起刀，就盯死了，一點兒不能走神。”崇福德說，“尤其是刻人物的臉，五官得一氣呵成刻完。一歇刀好像氣力就灌不進去了。” 
        從17歲初中畢業被分配到榮寶齋學刻版，崇福德至今已刻了漫長的36年。雖因長年低頭干活，落下了眼花、耳鳴，頸椎骨質增生的毛病，但他敢口出狂言：“拿什么書畫來，沒有我刻不了的東西。”即使是最難刻的寫意畫，畫家用枯筆干蹭的，如劉繼卣畫的鐘馗，胡須跟一團亂麻似的，他也能刻得一絲不茍。
         崇福德的確挺“牛”。從上世紀80年代后，榮寶齋復制的木版水印書畫，無論是徐悲鴻的馬、鷹，齊白石的蝦、蟹，吳冠中的雙燕，還是《孫子兵法百家書》……“每幅書畫中難刻的部分，都由我來完成。” 
        戴著老花鏡的崇福德，左手拿放大鏡，右手持月牙形刻刀，聚精會神地在梨木板上，精雕細刻著名畫家黃永玉的《阿詩瑪》組畫。這本《黃永玉版畫》，將參加世界書展。“人家提出得讓木版水印技藝的傳承人刻，這活兒就交給我了。”崇福德樂呵呵地說。
        “坐這兒刻了37年木頭，我真有種修行的感覺，好像入到里面去了。”崇福德笑著調侃道，“有了煩心事，只要拿起刻刀一干活就全忘了，說明我已修成正果了。” 
        眼下，崇福德最擔心后繼無人，怕這門老手藝失傳。他原來有倆徒弟，學了10年，能刻了，走啦。“人家有路子，掙錢多，阻止不了。”他感嘆道，“唉，現在選學手藝人很難，有人學多少年不見得能學出來。”現在他有5個徒弟，他推薦大徒弟當頭兒，鼓勵他們好好干。
        當年一起進榮寶齋20多個學徒，如今搞木版水印雕刻的，就剩他一人了。提及此事，他一臉凝重，“我不能走，我走了，這門手藝沒有傳承下去，我會有犯罪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