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大事記：1965年
2009-09-24 09:36 來源：中國網 責編：樂軒
“三線建設”
三線地區，是1964年至1978年，由中國大陸的國境線依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敵侵襲的可能性）向內地收縮，劃三道線形成的地區。用今天的區域概念來說，三線地區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內蒙古的中國中西部內地。
20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威脅中國北部安全。中國南部，美國不斷擴大侵越戰爭規模，矛頭直指中國。同時，蔣介石臺灣政權叫囂反攻大陸，威脅東南沿海地區的安全，國際環境的長期緊張，使得毛澤東對沒有戰略后方國家經濟布局產生了擔憂。
1964年8月17日和20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兩次指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侵略戰爭。這次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保證。第一線能搬遷的項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見效的項目一律縮小規模。于是，中國“三五”計劃指導思想發生變化，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確立。
同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并下發了國家計委提出的《1965年計劃綱要（草案）》。這個計劃的指導思想是：爭取時間，積極建設三線戰略后方，防備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三線建設總目標是要爭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縱深地區建立起一個工農業結合的、為國防和農業服務的比較完整的戰略后方基地。從此，中央把經濟建設的重點轉移到三線建設上來了。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國中西部的十三個省、自治區進行了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稱為三線建設。它歷經三個五年計劃，投入資金2052億元，投入人力高峰時達400多萬，安排了1100個建設項目。決策之快，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戰略部署，對以后的國民經濟結構和布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試辦“托拉斯”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學習并采取了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這種經濟管理模式對于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人力于重點工程建設，全面醫治戰爭創傷，發揮了巨大作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明顯，管理多頭多級、政出多門，用行政辦法管理工業等等，嚴重束縛著經濟的發展。1958年的放權改革因受“大躍進”的影響，引發了全國工業的散亂局面。1960年后，下放的權力又被收回中央。
為了跳出工業收放循環，從根本上解決“散”的問題，中央于1960年前后討論了試辦托拉斯問題，準備做一次經濟體制改革嘗試。1963年，國家經濟開始好轉，改革舊體制，試辦托拉斯的嘗試逐漸展開。1964年8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原則同意并批轉了國家經委黨組《關于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的報告》。《報告》確定了1964年中央各部試辦的第一批托拉斯名單，共有12個，分屬煙草、鹽業、醫藥、橡膠、鋁業、汽車、紡織機械、地質機械儀器等十二個行業。
托拉斯組建完畢開始運轉后，立即呈現出巨大的活力，各個托拉斯企業捷報頻傳。在中央辦托拉斯的同時，一些省、市也試辦了一些地方管理的托拉斯，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20世紀 60年代我國試辦托拉斯也是存在各種問題和矛盾。當時的問題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二是托拉斯內部統一領導和分級管理的矛盾，三是試辦托拉斯與當時經濟管理體制的矛盾。其中，尤以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最為突出。1965年5月10日至6月1日，國家經委黨組召開了托拉斯試點工作座談會，提出區分中央辦、地方辦托拉斯的行業，照顧地方利益，維持好原協作關系等措施。
在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試圖借用西方托拉斯組織的管理經驗，對高度集中的工業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使得這一有益的嘗試被迫終止。
毛澤東“626指示”（關于醫療下鄉）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發表了如下談話：“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而且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的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遵照毛澤東“6.26指示”，此后大批醫療專業人員下放至農村，與此同時，依循政策導向所培訓的赤腳醫生也積極貫徹以“預防為主”的方針，除了改善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更降低了傳染病的流行， 減少了疾病的發生率及死亡率，使原本醫療資源“重城市輕鄉鎮”的情形也因政策導向出現了轉變。中國農村廣泛地實行合作醫療制度，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于一身的 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絡。以“赤腳醫生”為標志的村衛生員在使農民便捷地獲得村級衛生服務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
三線地區，是1964年至1978年，由中國大陸的國境線依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敵侵襲的可能性）向內地收縮，劃三道線形成的地區。用今天的區域概念來說，三線地區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內蒙古的中國中西部內地。
20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威脅中國北部安全。中國南部，美國不斷擴大侵越戰爭規模，矛頭直指中國。同時，蔣介石臺灣政權叫囂反攻大陸，威脅東南沿海地區的安全，國際環境的長期緊張，使得毛澤東對沒有戰略后方國家經濟布局產生了擔憂。
1964年8月17日和20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兩次指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侵略戰爭。這次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保證。第一線能搬遷的項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見效的項目一律縮小規模。于是，中國“三五”計劃指導思想發生變化，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確立。
同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并下發了國家計委提出的《1965年計劃綱要（草案）》。這個計劃的指導思想是：爭取時間，積極建設三線戰略后方，防備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三線建設總目標是要爭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縱深地區建立起一個工農業結合的、為國防和農業服務的比較完整的戰略后方基地。從此，中央把經濟建設的重點轉移到三線建設上來了。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國中西部的十三個省、自治區進行了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稱為三線建設。它歷經三個五年計劃，投入資金2052億元，投入人力高峰時達400多萬，安排了1100個建設項目。決策之快，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戰略部署，對以后的國民經濟結構和布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試辦“托拉斯”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學習并采取了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這種經濟管理模式對于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人力于重點工程建設，全面醫治戰爭創傷，發揮了巨大作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明顯，管理多頭多級、政出多門，用行政辦法管理工業等等，嚴重束縛著經濟的發展。1958年的放權改革因受“大躍進”的影響，引發了全國工業的散亂局面。1960年后，下放的權力又被收回中央。
為了跳出工業收放循環，從根本上解決“散”的問題，中央于1960年前后討論了試辦托拉斯問題，準備做一次經濟體制改革嘗試。1963年，國家經濟開始好轉，改革舊體制，試辦托拉斯的嘗試逐漸展開。1964年8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原則同意并批轉了國家經委黨組《關于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的報告》。《報告》確定了1964年中央各部試辦的第一批托拉斯名單，共有12個，分屬煙草、鹽業、醫藥、橡膠、鋁業、汽車、紡織機械、地質機械儀器等十二個行業。
托拉斯組建完畢開始運轉后，立即呈現出巨大的活力，各個托拉斯企業捷報頻傳。在中央辦托拉斯的同時，一些省、市也試辦了一些地方管理的托拉斯，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20世紀 60年代我國試辦托拉斯也是存在各種問題和矛盾。當時的問題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二是托拉斯內部統一領導和分級管理的矛盾，三是試辦托拉斯與當時經濟管理體制的矛盾。其中，尤以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最為突出。1965年5月10日至6月1日，國家經委黨組召開了托拉斯試點工作座談會，提出區分中央辦、地方辦托拉斯的行業，照顧地方利益，維持好原協作關系等措施。
在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試圖借用西方托拉斯組織的管理經驗，對高度集中的工業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使得這一有益的嘗試被迫終止。
毛澤東“626指示”（關于醫療下鄉）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發表了如下談話：“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而且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的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遵照毛澤東“6.26指示”，此后大批醫療專業人員下放至農村，與此同時，依循政策導向所培訓的赤腳醫生也積極貫徹以“預防為主”的方針，除了改善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更降低了傳染病的流行， 減少了疾病的發生率及死亡率，使原本醫療資源“重城市輕鄉鎮”的情形也因政策導向出現了轉變。中國農村廣泛地實行合作醫療制度，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于一身的 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絡。以“赤腳醫生”為標志的村衛生員在使農民便捷地獲得村級衛生服務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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