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12月5日，是侵權責任法(草案)三審稿征求意見的截止時間。此前四天，12月1日，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傳播法研究中心和中國傳媒大學法規政策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侵權責任法(草案)網絡侵權專條”研討會。針對草案第三十六條關于“網絡侵權”的規定，來自學術界、媒體和司法界的專家、學者展開了討論。

　　“網絡服務商”應否單獨規制

　　胡泳(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傳播技術可以分為三類，一類叫印刷媒體，一類叫廣播媒體，一類叫公共運營�；ヂ摼W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公共運營，更多是提供通訊的中介而不是提供內容，而且也不控制內容，因此不應該對內容承擔責任。

　　當然，針對網絡服務商的法律禁令，遠比禁止違法的個人更有效，因為網民很難規范，而網絡服務商卻是高度可見的，完全可以被政府罰款或者起訴。

　　但把立法的矛頭指向網絡服務商，卻是一個不良的趨勢———為了防止別人起訴，他們就不得不監控和審查所有的稿子。這一方面會導致網絡服務質量下降，另一方面也會造成對一般社會成員隱私權的侵犯，進而導致對言論表達自由權的侵犯。

　　汪慶華(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把“網絡服務商”單列出來，作為侵權主體，是否符合憲法的“平等保護”原則?我覺得值得探討。從侵權客體上看，絕大部分的網絡侵權案件，侵犯的都是知識產權，尤以侵犯著作權居多。建議將“網絡服務商”網絡侵害的對象限定于著作權。而“網絡服務商”對名譽權、隱私權等其他人身權利的侵權行為，建議仍然由其他一般性的法律來規范。

　　朱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網絡侵權主體應該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特殊的主體，一部分是一般的主體。一般的主體就是普通的侵權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適用本法的一般性條款即可。“網絡服務商”應該是特殊的主體，因為他要承擔不同的責任，其侵權責任承擔方式有特殊性，應該單列。

　　王松苗(檢察日報副總編輯):網絡侵權要承載的內容非常多，包括“手機色情”傳播淫穢信息，利用網絡盜用個人資料、侵犯個人隱私和侵犯著作權等三類行為。一個條文顯然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比如，《刑法修正案(七)》規定了國家機關等必須承擔對公民的個人信息予以保密的義務，與之相對應的，侵權責任法也應當賦予受害人有效的民事救濟手段，包括損害賠償。

　　再比如，在判斷網絡侵犯隱私權時，可能需要借鑒公眾人物隱私權應受一定限制的觀念，以便保護網絡輿論監督。目前的條款，可能更多的是網絡版權保護。比如《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規定，著作權人一旦發現自己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被侵犯，“可以向該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交書面通知，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刪除該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或者斷開與該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鏈接”等，這與草案第三十六條的表述相近。

　　對網絡侵權單獨成章進行規定，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聲音，“不如此，就體現不出這部法律的時代性”。最高法院的有關研究人員也曾建議對此進行詳細的規定。

　　“有權通知”是否恰當

　　徐迅(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草案對網絡服務商規定的法律責任，有些偏重。被侵害人或者說“通知者”，實際上可以據此對服務商施加壓力，那么服務商最安全的選擇是什么?只要收到“通知”就采取措施(刪除、屏蔽或者斷開鏈接)，否則就不能確保資金的安全。

　　朱巍:“通知網站”作為被侵權人的一種權利，并不適當。依據法理，如果被侵權人覺得受到侵害并決定起訴網絡服務商，這需要一個過程。首先，他應該“通知”網絡服務商，說某一內容涉嫌侵權，應該撤掉，如果不撤掉，他會提起訴訟，而后網絡服務商再研究決定是否撤銷、刪除，如果網絡服務商拒絕刪除，他再提起訴訟。但是依據草案的規定，被侵權人可以跳過第一步，不讓網絡服務商確認信息是否侵權，而是要求其直接刪除。于是，“通知”不是義務，而是變成了一種權利，很不合理。導致的結果是，網站作為信息傳播者，勢必承擔事先審查的義務，但是網站既沒有這個義務，也沒有這個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