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衡：標準與標準的博弈

　　知識產權上的競爭只有專利對專利、標準對標準，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但是，我國企業在RFID核心專利上與國外企業相比差距明顯。杜江表示，在1985年9月10日至2008年9月10日期間，國家知識產權局公開的中國專利中有7200件RFID相關專利，其中外國公司在華申請的專利為3516件，約占總數的49%。但是，在其中5333件發明專利中，外國公司為3493件，而我國只有1840件。

　　在這種情況下，單憑專利的單打獨斗是難以抗衡的。這樣，標準就成為抗衡的唯一手段。

　　美國針對條形碼的應對策略值得借鑒。王立建介紹說：“條形碼標準最初是歐洲搞的EN標準，當歐洲人在美國推廣EN標準時，美國人急了，美國是個市場大國，憑什么在自己市場上賣東西還要向你歐洲人交錢？于是，美國搞了自己的條形碼標準UCC，并在北美市場上推廣，最終，歐洲人不得不讓步，EN和UCC兩個標準合二為一，成為現在的EN/UCC條形碼標準。”

　　王立建認為，核心專利少并不可怕，關鍵是干不干。如果下大力氣去研究，不僅可能繞過別人設置的核心專利障礙，而且會產生自己的新標準。只要干出幾個核心專利來，話語權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比如說WAPI標準的話語權主要在于其安全方面的核心專利。

　　于鵬建議說，應該在自主的RFID標準上建立自己的專利池，遇到需要的國外專利時，可以吸收進來，通過專利池資費政策，降低國內企業在RFID知識產權上的開銷，而中國市場巨大，不怕國外專利不進來。

　　在RFID標準上，一些專家學者甚至院士都在強調互聯互通互操作，與國際接軌。對此王立建表示：“互聯互通是靠技術機制來實現的，而不是靠標準來支撐的。否則，我們有了TD-SCDMA，為什么還要CMDA2000和WCDMA？這三種標準的互聯互通是靠技術機制而非標準實現的。”

　　針對目前國內RFID應用中涉及國際互聯的應用所占比例非常小，絕大部分是閉環、某行業局部開環應用及國內開環應用的應用現狀，杜江建議說，一是在頻段上進行劃分，國際化互通應用沿用國際化標準，采用國際頻段，而絕大多數國內應用應采用中國自主標準，并采用840~845MHz這一中國頻段；二是未來將自主標準升級為國際標準，促進標準融合，開發多協議芯片技術；三是通過技術手段完成互通網關節點的編碼與協議轉換工作。

　　杜江說：“所有的外國編碼都會進到中國，因為中國RFID潛在市場太大了，市場一旦起來將會帶來很大的利益。如果他們是純商業行為，我們不管，但我們做RFID標準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國家經濟信息安全和產業利益，在標識信息上做到自主、可控，這比兼容性重要得多。因為這個標準不僅僅是技術標準，而且還是與管理密切相連的標準。”

　　進程：有關各方要有全局意識

　　2005年10月，原信息產業部批準成立“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并明確該標準工作組的任務是聯合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開展RFID標準體系的研究，并以企業為主題進行相關標準的預先研究和制修訂工作。此舉標志著我國RFID國家標準的制定工作正式啟動。

　　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所信息處理產品標準符合性檢測中心IC卡及RFID實驗室主任馮敬近期在《信息技術與標準化》上撰文指出，目前，工作組設有總體、標簽與讀寫器、頻率與通信、數據格式、信息安全、應用和知識產權等共7個專題工作小組，正式申請注冊的企事業單位已達96家。

　　目前正在研究和制定的標準共有41項，其中包括國家標準計劃項目24項，行業標準計劃項目10項，已開始研究并擬上報國標計劃的標準有7項。

　　王立建表示，由于核心的自主知識產權較少，加之起步較晚，這就決定了RFID標準的制定是個漸進的過程，如果完全沿用國際標準，RFID國標早就出來了。

　　在分析影響標準進程的技術原因時，張革軍認為主要是產業起步較晚，技術基礎薄弱，技術積累很少。整個市場沒有啟動，大企業積極性不高，因而未能盡早參與進來，除了中興和烽火集團這兩個大企業積極投入這一領域的研究外，這個行業里以小企業居多。此外，對標準和知識產權之間關系的研究也比較弱。

　　他補充道：“目前國內有些行業在制定應用的標準，例如標簽數據編碼、數據安全要求、標簽封裝要求，但這些標準大多是產品級、應用級，很少有核心技術級的標準。而且國內的標準制定與知識產權的關系也不是很緊密。”

　　除了技術上的原因外，馮敬在文中還指出：適用于RFID技術、我國自主的物品編碼標準制定和物聯網的建設一直都阻力重重。面對困難，工作組仍然積極努力地開展了相關研究工作，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