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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國出版業 拿什么吸引青年精英加入?

2010-02-05 10:52 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編:Victoria

摘要:
這種挑戰凸現的是中國新時期在非洲文化影響力的薄弱。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專業海外書刊發行機構在市場化進程之中把企業的全部重心投入到經濟效益回報巨大的國家、地區,而不同程度上會忽視資本投入、效益回報較低的國家、地區。文化目標的“偏向”,是一個資本與文化之間經常發生的“文化病”。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著名期刊、報紙、出版社等一大批文化組織在1949年建國后,被納入國家文化行政序列當中,文化組織的政治性目標得到突出強調,文化活動高度與國家政治活動保持一致,國家成為文化組織的唯一主辦者,這一時期的報社、雜志社、出版社成員都成為國家文化干部,按照國家行政序列(即部、局、處、科等級別)拿工資、津貼和分配住房等福利待遇。文化人因為擁有政治地位而受到了社會廣泛的尊重,這應該是文化組織機構的第二次變革。新中國成立后確立的文化藝術“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既是對這種國家專營文化組織、文化機構時代的基本定位,也是新中國文化發展特征的高度概括。

  今天總結回顧第二次文化組織變革的經驗得失,最值得研究和關注的是這一時期文化組織所具有的巨大動員能力。筆者在新近完成的一部圖書中(《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以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的55年發展歷史為案例,總結、分析中國書刊海外發行60年的經驗、教訓。國際書店(國圖公司的前身)在80年代之前是納入政府序列的專業文化組織,其政治動員能力在員工身上所煥發出的巨大工作熱情,至今還難以有哪一個文化機構所能夠超越的。難怪人們常用“激情燃燒的歲月”來形容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代精神。企業員工這種忘我精神的獲得,通常歸結為“政治思想工作”的成功與得力。

  中國國有企業所普遍具有的這種動員能力,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西方跨國集團以“三資”企業形式進入中國,迅速被跨國集團所吸收和學習,在中國沿海開放城市、特區、開發區里的各種三資企業,都主動設有黨、團、工會等組織,并成為這些企業里自己設立的“愿景”目標而對員工進行動員的組織者、實施者,只不過這種目標已經由傳統的政治目標轉變為企業經營目標。

  具體到今天正在進行的第三次文化創新,作為一個以滿足人們精神生活為目標的特殊行業,無論是報紙、圖書、期刊還是電視、電影、網絡等其他產品形態,正如上文所述,精神消費的剛性、強度遠比不上人們吃、穿、住、行等消費支出,因此出版業似乎永遠不可能獲得汽車、房地產等行業的優厚經濟回報。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是這些用來滿足普通大眾精神生活的產品,其中要有一款能夠滿足出版人自身,即出版組織要有一個時代的文化“愿景”,正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大批青年先鋒以國家、民族的救亡圖存為目標而進行的文化啟蒙運動一樣,尋找、發現21世紀的時代精神,發揚第二次文化組織變革所擁有的巨大文化動員能量,這恐怕是第三次文化創新最為理想的規劃設計。

  對西方資本、效率模式的借鑒

  新中國60年的文化發展史表明,國家專營文化出版的單一組織形態,帶來了體制僵化、活力不足、經營活力不強等等缺陷,以至于后來文革期間出現的“極端政治化”傾向,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今天國家從政府層面對全行業推進的出版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化政策,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對西方資本、效率模式的借鑒。從政治發動、科層管理的東方模式向借鑒資本、效率的西方模式轉變。這種轉變其實就是一種互相融合與吸收,更是一種創新。筆者在《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一書中,以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為主線對1978至今天30年發展的海外發行歷程進行了梳理。國圖公司1980年開始實行“定收入、定支出、定補助、結余留用”的三定一留財務管理辦法,1987年實行“四包一留”的管理辦法,1993年1月,國圖公司開始對多個部門簽署1993年經營指標責任書,1997年2月又進一步整合下屬機構,組建多個下屬二級公司,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各經營部門與之形成委托與代理關系,以契約形式明確各自的責任與義務,2000年全公司開始實施勞動、人事、分配等三項制度改革措施。這樣一個具有50年歷史的專業圖書發行機構,在進入21世紀之際,基本完成了公司化改造。成立于1980年的中國出版對外貿易總公司,從成立之初就采取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化經營體制,探索輸出文化、經營文化的做大做強之路。從前三十年的實物出口、中國書刊經銷、代銷,轉變成合資、合作、股權收購等在資本層面上的網絡、渠道建設上來,并直接推動了出版物的編輯、出版本土化步伐。

  總結新時期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的文化實踐歷程可發現,對資本、效率模式的借鑒與吸收,使國圖公司、版圖公司這樣專業海外發行機構獲得了文化經營活力,第三次文化組織變革、創新的路徑日漸清晰而明顯。即以資本、效率的組織模式逐步取代了政治動員、科層管理的組織模式,使文化生產力獲得了釋放,大批從業者煥發了前所未有的積極性,文化創新活力日漸增強。

  不僅書刊等傳統發行機構如此,從已經實現的文化實踐經驗來看,數字出版、網絡出版以及新媒體行業代表了中國文化組織創新的未來方向。與數字出版、網絡出版和新媒體領域相鏈接的,是一個大于傳統報紙、期刊、圖書、電視、電影等傳統文化機構十幾倍的IT行業,在這樣一個服務領域廣泛、全方位滲透進社會各個層面的設計、研發、軟硬件生產、技術服務隊伍里,組織類型可謂“千帆競發”,既有資本雄厚的外資、資源豐厚的國企,也有三五個好友組織的興趣團隊,還有數以萬計業余個體。這個領域的主體絕大多數都是青年人,大批青年人以青春的夢想與創造激情,塑造了IT領域里的文化特征:不斷創新、無限自由和盡情發揮個性,它已經日漸成為21世紀所有行業共同擁有的時代精神。因此,第三次文化創新,不僅要有資本、效率的經濟回報,還要擁有自由、個性、創新的時代精神,這恐怕才是21世紀中國文化精神的核心。只有這種時代精神的召喚,才能使大批時代精英前赴后繼的投身到這個充滿無限機遇的文化行業中來,才能迎來一個文化繁榮的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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