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

　　這一階段，閱讀情緒空前高漲，但隨之逐漸出現禁區。

　　20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現了一段幾乎人人自覺地更新舊知、追求新知的時期，閱讀出現“井噴”。這一閱讀熱潮，由以下兩個方面因素促成：一是1937年“七七事變”以來，在中國本土累計長達十年的戰爭。人們生活動蕩，國內出版業凋零，國外讀物進口無門，使得書籍奇缺；二是社會氛圍的裹挾。這一時期的閱讀，明顯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如果說，起初人們追求新知的行為尚在自覺認同的范疇，那么隨著針對知識界的一系列思想改造和整風運動的開展，尤其是對一系列知名學者和作家的點名批判，人們的思想隨即被一種無形的力量規定了，由此直接造成了閱讀禁忌的產生和治學禁區的存在。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于是在隨后一個不長的時期內，讀書界一度出現了思想活躍的新氣象，人們閱讀、思考的積極性被大大調動起來。這段時間，曾經被譽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季節。但是，這一態勢由于1957年春的反“右”運動，以及知識分子重又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中輟。

　　“文革”十年

　　這是一個幾乎無書可讀，但又暗流涌動的年代。

　　1966年8月8日，新華社發布了《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消息，要求全國出版、印刷、發行部門要立即動員起來，全力以赴，把出版和發行毛主席著作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并宣布在1966年至1967年內要印行3500萬部《毛澤東選集》的計劃。一方面新書出版受阻，另一方面原有的舊書不斷被化漿或焚毀。1966年開始的“破四舊”運動風靡全國以后，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都淪為“毒草”。

　　以上所述的狀況是那個年代的主流，但是在這無書可讀、因書獲罪的主流之下，還暗藏著一股鮮為人所提及的閱讀潛流——在“天高皇帝遠”的農村，知青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這股閱讀潛流讓人肅然起敬。無論世道如何，總有一批人，將閱讀視為生命的必需。世道是別人的，朝為云，暮可為雨，但知識是自己的。后來的事實也證明，恢復高考后，正是這批沒有丟開書本的知青們第一批圓了大學夢，改變了生命的軌跡。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

　　這是開放的時代、改革的時代、思想解放的時代、百廢待興的年代，也可以稱其為閱讀的時代。閱讀是那個時代最色彩斑斕的底色。長期被壓抑的讀書熱情，終于在70年代末等到了宣泄的口子。那時候，一個偏遠小城的路邊書攤上擺的可能都是《快樂的哲學》；那時候，書店尚未開門，門外已有綿延幾百米的人龍；那時候，有人居然肯以一輛鳳凰牌自行車換一套《基督山伯爵》，要知道當時的鳳凰牌自行車，不亞于今天的名牌跑車；那時候，北京的女青年下班，自行車的籃筐里會放著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和西紅柿；那時候，公交車上中學生的書包里，都有一本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凡此種種，俱可見那個時代的閱讀風氣。

　　20世紀70年代末發生這樣幾件事，直接影響了80年代的閱讀風氣。首先是1977年恢復高考，不少昔日的知青成為大學生。那個時候，有一句特別有名的話——“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他們如饑似渴地閱讀為當時的大學生活打上了底色。繼而是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開禁。當年，國家出版局決定重印35種中外文學名著，計劃每種均印行四五十萬冊，于當年5月1日按計劃統一分配發行。這一“集中重印，全國統一發行”的出版行動，在中國乃至世界出版發行史上都是破天荒的舉措。這一重大文化新聞經媒體報道后，求知若渴的讀者不約而同地在全國各主要城市造就了一道排隊買書的風景。緊接著的是，1979年《讀書》雜志復刊，第一期打頭的文章題名為《讀書無禁區》。今天，這句話是常識，但在那個乍暖還寒的時節，這篇文章不啻于平地驚雷，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