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是一本醫學類的工具書，張志奇卻對其進行了精心的設計，“封面先是將一張紙向內折疊，在紙張不同的折面上，模切出位置一致但形態不一的切片組織圖形。將封面粘上后，彼此層疊展現出形似一層層組織切片的三維空間。最后，我大膽放棄了在封面上印刷書名，多留一份想象空間給讀者。”
　　
　　最終的效果是，不光封面別出心裁，連內文中大量的醫學圖片都仿佛有了藝術氣息。不過，設計師的這份苦心卻并不為書籍作者所理解，當編輯將印制完成的書籍交到作者手中時，作者非常不滿意，“要求撕掉現在的封面并替換一個銅版紙覆光膜的封面。無奈之下只得把提供給作者的小部分圖書換成他要的樣子。”
　　
　　呂敬人也曾遇到過類似問題，他對自己所設計的一套關于茶文化的書非常滿意，一次特意去上海書城購買，遍尋不著，最后售貨員幫其在角落柜子里翻到了這套書，遞給他時，還嘟噥了一句，“這本書，還有人買啊。”讓他頗為郁悶，甚至感嘆：一本精心設計的圖書居然因為封面過于樸素而遭到冷遇，大眾審美亟須提高。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不少“中國最美的書”獲得者身上。有些書因為文字量過少、封面文字過小、成本過高等問題，遭到讀者不理解，甚至有讀者感嘆：簡直就是浪費紙張。而每年獲獎書籍，除了一些少量發行的藝術類書籍以外，也有《嘉那·道丹松曲帕旺及嘉那嘛呢文化概論》這類專業性頗強的書籍。有些書甚至在上海圖書館也查詢不到，更不要說出現在普通讀者視野內。
　　
　　或許，與其說“中國最美的書”是影響書籍設計的革新，毋寧說它依然是圈子內的一種實驗，離真正廣大的讀者依然遙遠。與此同時的另一個問題，是“沖獎書”以外的其他大部分書籍依然存在粗制濫造的現象。
　　
　　“我們每年出版約15萬種新書，但我們只重視少數‘尖子書’、得獎書，絕大部分流通中的圖書設計平平，”祝君波感嘆，“這和國際上形成了巨大反差。”
　　
　　資深書籍設計師袁銀昌的想法與其不謀而合：“縱觀國內的書籍設計，如果把它比作一座金字塔，塔尖部分已經有了些許光輝，但塔基部分則良莠不齊。”他舉出一個多年前親身見到的例子，自己在作家朋友家遇到他一臉痛苦地撕去自己新作的封面，“但見此封面艷俗不堪，一如當時所謂地攤書。朋友說，‘我撕后換上一張白紙，手寫一條書名即可。’”
　　
　　事實上，很多書籍設計師依然在體制內生存，供職于各大出版機構，他們也許每年都需要完成數百本圖書的相關設計工作。供職于江蘇科技出版社的趙清坦陳，他們美編室有4個人，每年要設計近1000個封面。而繁重的工作壓力之余，來自各方面的不解和壓力更是他們發揮創意、創新的主要阻力。
　　
　　來自河南文藝出版社的劉運來坦陳，作為基層美編，自己只能在繁重工作、指派任務之余，每年做兩三個自己的想做的設計，不是朋友的書，就是小學生的書，只有在這類書上，才有可能發揮創意。
　　
　　“如果我們倒退十年，可能還沒有書籍設計，只有裝幀設計。所以書籍設計在理念上已經越來越和國際上書籍潮流合拍。”劉曉翔告訴《藝術評論》，“在設計已經不是問題的情況下，大家自然會感受到設計的價值。在它依然被懷疑的環境下，設計師的生存也面臨壓力。”
　　
　　“一般人不知道書籍設計有多么重要，”烏塔說，“所以我們必須要讓大家明白書籍設計看不見的部分。”
　　
　　或許這正是“最美的書”這類書籍設計獎項所需要做的事情，為書籍設計樹立標桿，也讓人們明白設計的重要性。
　　
　　市場、體制對于設計的認同或許依然是困擾設計師最大的問題，然而，設計師在不斷主張設計重要性的同時，也需要時刻保持警醒。因為設計畢竟不僅是個人才華的表達而已，更需要面對大眾。當設計師開始嘗試以整體的視角審視圖書的設計出版，他們也需要更深厚的內涵來武裝自己，否則，只能落得“最自負而愚蠢的設計”。
　　
　　“書籍設計都是為閱讀書籍和領會書籍內容服務的。”烏塔·施奈德相信，“設計者雖然要從審美的角度進行構思來確定書籍的外觀，但他們這么做并不僅僅是為了使書籍看起來更美觀，而是為了使內容的傳達更準確。”
　　
　　最美的書，不一定就能成為最好的書。書籍的未來不僅僅是設計的問題和審美的問題，同樣關乎社會、思想、體制和系統。面對書籍的未來，或許設計師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他們也許只能提供紙質書的一種可能性，但參差多態的表述，彼此寬容的態度，更是社會幸福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