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之三：投資依賴過度
  
  “投資依賴癥”是指經濟對投資需求、政府投資和非理性投資的過度依賴。中國已出現了較明顯的“投資依賴癥”，具體表現在：
  
  首先，對投資需求過多，投資率持續超過警戒線。從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GDP)來看，發達國家的投資率一般在20%左右，新興經濟體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投資率在40%左右。若投資率長期維持在50%(警戒線)以上，則意味著經濟增長對投資過度依賴。中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投資率基本正常，但進入新世紀后投資率不斷攀升，2010、2011、2012、2013年分別達到69.5%、66%、72%、78.5%。近5年來維持在65%以上，大大超過了警戒線。
  
  其次，政府投資的比重偏高。據金三林研究，2005年中國投資率比1992年提高了6.1個百分點，其中政府投資貢獻了2.9個百分點，貢獻率為47.3%；居民投資貢獻了2.5個百分點，貢獻率為41.3%；企業投資貢獻了0.7個百分點，貢獻率為11.4%。因此，政府投資增長、居民房地產投資增長成為中國投資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再次，非理性投資較多。非理性投資是指“預算軟約束”、缺乏投資責任約束的投資和追求投機效果的投資，沒有準確的指標來衡量。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反映在負債上)，特別是房地產投資大致符合此標準，故以此大致代替說明。據審計，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債務達到17.9萬億，截至2012 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程度達到37.23%。2013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436528億元，房地產開發投資86013億元，房地產開發投資大致占固定資產投資的20%。
  
  問題之四：擴大消費障礙多
  
  近年來，消費增長低于投資增長，消費總體較為疲軟，其影響因素有：
  
  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難。收入分配不公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喊了多年，但至今未取得預期的進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阻礙較大，改革的決心和力度不夠。國民收入包括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和居民收入三大部分，前兩者與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三者之間博弈居民是能力最弱的，因而居民收入增長相對較慢。2013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3.03倍，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
  
  二是降低稅費負擔不易。稅費是對居民收入的一種扣減，對消費影響既大又直接。稅費改革可以說一直伴隨著改革開放整個進程，但由于中國政府主導經濟的體制沒變，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隊伍、大規模的政府投資需要巨大的稅費來支撐，因此稅費負擔至今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2013年數據顯示，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占當年GDP的22.7%，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
  
  三是通脹影響消費。通貨膨脹是對居民收入的一種扣除，對消費影響巨大。當貨幣日益縮水，居民消費則日益謹慎。由于CPI只主要反映了居民日常消費品的價格變化，隨著人們支出結構日益向住房、汽車、教育等大額消費品傾斜，必須更多地用貨幣發行量(如M2)、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價)來反映真實的通脹水平。M2余額從2000年末的13.5萬億快速升到2013年末的110.65萬億元，M2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136%提高到2013年的195%，而美國不到70%。2005年以來，部分一線城市的房價漲了10倍左右。
  
  四是提高全民福利保障水平非短期能解決。各種福利保障對居民消費形成強大的支撐，福利保障越好，居民就無后顧之憂，就越敢消費。福利保障水平取決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安排。福利保障制度的實質是政府與居民之間、不同居民之間的利益分配。由于中國政府較強勢，在財政支出安排上，福利保障支出比重長期偏低。目前與中國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用于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教育三方面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約為50%左右。而中國“十一五”期間社會保障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比重僅10%左右，加上教育也沒有超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