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該國家重點實驗室專家盧愛桐介紹，就江蘇省來說，全省人均GDP在2016年已達到14600美元，伴隨著經濟總量的持續擴大，江蘇省的工業污水排放總量在近幾年已呈現下降的趨勢。

  盧愛桐介紹，在對江蘇省13個省轄市1990年至2013年的人均GDP與工業污水排放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隨著人均GDP不斷升高，工業污水排放先升高，當經濟發展超過一定水平后，工業污水隨著人均GDP的升高而降低，表明江蘇省經濟發展在水污染成功減排的情況下實現了軟著陸。

  這項研究成果刊登在最新一期的《中國環境管理》上。此項研究豐富了社會經濟發展與水污染關系在市級尺度層面的實證研究，為“十三五”期間江蘇省水污染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據。而東部發達地區的環境經濟關系研究，對全國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兩者關系發展趨勢研究，也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中國經濟和環境污染關系可能出現拐點

  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的增長而加��；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說，到達某個臨界點或稱“拐點”以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

  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這種現象被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2017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000美元，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經驗，在這一階段，受公眾環境意識覺醒和經濟結構變化驅動，經濟和環境污染的關系可能出現拐點。

  該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發現，污染排放是由國家的技術水平、富裕程度、能源結構、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等共同作用決定的。

  從彈性系數的絕對值大小來看，人口每增加1%，工業污水排放增長0.96%左右；水資源消耗強度每增加1%，工業污水排放增長0.21%左右，人口增長相對于技術進步對工業污水排放有更大影響，可以理解為城市化對工業污水的排放有更大影響。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工業企業布局更加集中，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提高了環保設施的效率。

  專家們同時表示，環境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環境存在著一個閾值(臨界值)，當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超出這個閾值，無論再怎么發展經濟也無法回到之前的狀態，因此不能單純地把經濟當成改善環境的一種手段。

  “兩者之間的關系會隨著時間和空間的差異呈現出個異性，尤其對于江蘇省，省內區域發展差異較大，江蘇省經濟增長與污染排放曲線之間的關系不能完全代替省內所有地區�！北R愛桐說。

  此項研究還發現，人口規模效應具有較大的正效應。人口數量的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數量的增加，意味著與環境污染排放相關的生產活動相應增多，工業污水的排放也會隨之增多。人口規模的增加與城市化進程緊密相關。另外，該研究還發現技術發展和環境政策實施對污染減排帶來了愈發積極的影響。

  上述專家們表示，人口規模、水資源消耗強度對工業污水排放量呈正向影響。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意味著江蘇省人口將在未來一段時間持續增長，并且由于城市化的發展，大量外來人口涌入江蘇，人口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矛盾仍將繼續。針對這種形勢，工業企業需要更有效地提高用水效率，節約用水，同時加強公眾的節能減排意識，倡導綠色消費理念，控制水資源消耗，形成可持續發展人人參與的良好局面。

  江蘇工業污水減排還有一定空間

  江蘇省境內有104個斷面被列入《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其中包括太湖流域、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其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長江下游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進度。

  盧愛桐等專家認為，目前江蘇省工業污水排放仍處于較高水平，曲線下降的趨勢還不夠顯著，因此對于工業污水的減排還有一定空間，主要是蘇中和蘇北地區還有較大的減排空間。

  目前，在江蘇省污水排放中，生活污水同樣占相當比例。專家認為，工業污水減排帶來的邊際成本逐漸升高，全省污水減排工程需要從工業點源治理逐步向城鎮生活污水控制上轉移，加快城市污水管網建設，推進污水處理廠提標改造，有效減少污水排放量。

  “臨近拐點，既表明仍有減排的空間，同時也預示著減排將會面臨一定的瓶頸�！北R愛桐表示，隨著末端治理技術的不斷推廣，其帶來的邊際減排效應逐漸降低，應該將政策重點逐步轉移到水污染排放的全過程管理，包括源頭治理、過程管控和末端治理所有環節，通過對工業用水分類收費促進工業節約用水，制定政策促進中水和再生水的回收利用，加強過程管理的貢獻。

  專家們還表示，當前應完善相關環境政策，將環保政策與經濟、法律等要素相融合，推進水污染治理體制改革創新，完善水污染排污權有償使用交易試點制度、生態補償制度，深化許可證管理改革，推進環境污染責任試點等，通過多手段實現水污染減排改善江蘇省水環境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