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出版物的大量增長

  大革命給弗朗什-孔泰帶來了印刷品傳播的新階段。有力刺激印刷的兩大動力是宣傳和改變信仰的需要，這兩種需要主要來自兩大對立派系：一個是想要擊退“狂熱盲信”的愛國激進分子，另一個則是絕不會被動挨打的反抗大革命者。在這場浩大的意識形態斗爭中，雙方的武器都是印刷品。傳播印刷品的網絡也有兩個，一個使用的是革命當局的官方渠道，另一個采用的則是地下路線。目標都是要控制農村。為了這個目標，雙方都到處散發小冊子、小書、招貼報和報紙等，而這些印刷品都直接觸及當下發生的各類事件。

  我們是否能具體調查印刷材料的增長程度呢？關于這段時期印刷品的完整清單還沒有編輯完成，但是已經根據印刷商和出版日期進行了分類整理。這些資料讓我們對印刷坊的情況有所了解。1789年1月至5月，為三級會議而開始的選舉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于是在弗朗什-孔泰出現了220種題目的印刷品（包括小書和小冊子）。平均每個題目的印刷品都印制了1000份，所以出版總量達到22萬。幾個月之后，有關《神職人員民事憲章》（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的辯論又催生了30種小冊子。所有印刷坊都忙碌不停，另外在阿布瓦（Arbois）、波利尼（Poligny）和圣克勞德還出現了新的印刷坊。

  將法國劃分為“�。╠epartments）”的行政劃分政策將原來的弗朗什-孔泰分成了幾個省，但還是有利于這種新的政府單位里的官方印刷商。在貝桑松，自1784年以來就從事印刷業的安托萬約瑟夫· 西馬爾（Antoine-Joseph Simard）從省當局獲得了大量印刷費，但他沒辦法接下所有訂單，所以省當局不得不再找其他印刷商（雅克弗朗索瓦·庫什［Jacques-François Couché］和讓弗朗索瓦·達克蘭［Jean-François Daclin］）。從1790年11月到1794年夏季，杜布（Doubs）省共花費5萬法郎來支付各種印刷賬單。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汝拉的首府隆勒索涅，在這里，德洛姆（Delhommes）的小印刷坊自1762 年以來就勉強支撐，但現在的印刷產量卻增長了。自1790年到1797年期間，我們發現了20種不同的出版物，其中一篇于1794年11月30日在至高圣殿（Temple of the Supreme Being）發表的有關“誠信（La Bonne Foi）”的演講稿一次就印刷了3000份。除了這些，還有5卷12開本的《法蘭西共和國法律公報》（Bulletin des lois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革命歷共和三年到四年［1794—1796］）和多卷4開本的《法蘭西法律》（Lois française），每卷售價4法郎，這幾套書的訂單都是該省在1791年11月下的，并由不同區送達每個市政府。而且，所有新法律都要印制到招貼報上。1790年，汝拉省的印刷支出達到3萬法郎，占總預算的10%。還有一個例子，革命歷共和三年（1794），剛在波利尼落腳的雅克維克托·貝通（Jacques-Victor Beyton）從阿布瓦區收到2500法郎的款項，用于支付大約30種出版物（包括12張招貼報）的印制費，所有出版物的印數在40到650不等。1794—1795年，他還印制了《汝拉省歌曲年歷》（Almanach chantant du département du Jura）。

  所有印刷坊的產出量都在增長，以滿足市政、省政、區政和政治俱樂部的需求，這些機構都在通過印刷品來傳播革命觀念。而且，意識形態的交鋒升溫很快，各方都通過出版物進行反擊。在反對革命當局出版的大量材料的斗爭中，反抗文學也發展了起來。1791年6月1日，汝拉省政府得知，“第三和第四次印刷的教皇訓諭”在流通，于是決定要印制2000份憲章主教在就職儀式上的演說稿，并“分發到每個市政廳、每個神父或教區教堂主神父手上，推薦他們在第一個星期日的圣會上宣讀”；如果神父不宣讀，那么政府將派該市的檢查員在彌撒之后進行公開朗讀。政府還建議每個公民“告發所有兜售、散發或組織散發煽動性和誹謗性材料的人”。其實在1790年的秋天，對新憲法滿懷敵意的出版物就已經開始出現了。

  宗教形勢也助長了對大革命的反抗。拒絕宣誓效忠新憲法的教士們和支持他們的網絡印制了大量小冊子。拒絕效忠的教士們，不管是隱藏著的還是已經被流放的，都是抵抗力量的核心；大約有2000名神父穿過了瑞士的邊境。那些躲在附近或偏僻地區的教士們雖然處于一個全新的形勢之下，但仍然堅持跟過去一樣寫作。他們的許多作品在瑞士印制，然后偷運到法國。1792年4月27日，在蓬塔利耶附近，“一個看上去像教士的外國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被捕了”。這名神父的身份很快就被揭曉，名叫讓·皮埃爾·埃梅里（Jean Pierre Emery），是在汝拉附近的布雷斯（Bresse）地區的前克洛納（Colonne）教區神父。他隨身攜帶著一份待印刷的手稿，標題是“人們的信仰或節選自《對宗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Pensées sur les plus importantes vérités de la religion）的原則”。埃梅里只是因此被捕的眾多人之一。

  拒絕效忠的神父們自身也是宣傳者和傳播者。在蓬塔利耶區的布耶容（Boujeon）鎮，兩名神父的行為就“攪亂了這里的平靜，他們到處散發充斥著狂熱和煽動性格言的書籍”。他們散發的還有一本標準的反憲章圖書《一名汝拉省神甫的最后講道》（Le Dernier Prône d’un curé du Jura）。以這些神父為中心，很快就成功組織了支持性網絡，其中婦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皮埃爾方丹鎮（Pierrefontaine，屬杜布�。�，一個洗衣婦就“閱讀各種不好的書籍，而且與她能接觸到的每個人分享之”。在古鎮（Goux，屬杜布省），一名教師組織婦女集會，并“從一個村莊流竄到另一個村莊，通過書面文字”煽動“狂熱盲信情緒”。拒絕效忠的神父們的母親和姐妹們自然都是激進分子。人們肯定還記得，在大革命之前的20年里，神職人員就不斷從農村人口中招募年輕神父，因此在農村的婦女群體中自然就獲得了同盟軍。1793年5月，在格拉斯鎮（Gras，屬杜布�。�，一名拒絕效忠的神父的兩個姐妹被指控到處散發小書和簡報。

  革命當局為了反擊散發“狂熱”小冊子的做法，就印制了更多各種各樣的材料，包括招貼報、演說稿、小書和論辯的報告等。只要有人在某省或某區或者某個政治俱樂部，發表了愛國演說，當局就命令印刷這篇演說稿。印刷品的重要性被理想化，其有效性從未被質疑。地方上的印刷商印制立法文本，還有公共安全委員會會議的議程摘要等，這些與巴黎的任何一項決定都緊密相關。這些官方文件由各區轉發給市鎮，市鎮同時還會收到同樣數量的記錄各省和各地方決議的材料。通過研究這些文件的路徑，我們可以具體實在地了解到革命當局的決議是如何得到貫徹的。

  這些各式各樣的印刷材料送到每個市鎮上，以便讓每個公民都了解情況——這也是為收獲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奧爾南（Ornans，屬杜布省）的雅各賓俱樂部出版了一篇題為《關于農村的狂熱分子》（Aux Fanatiques des campagnes）的檄文，一版印刷了600份，分發到整個區（1791年）。1793年9月19日，杜布省政府投票決定，免費贈送在貝桑松印刷的雅各賓派報紙《騎哨報》（La Vedette）給該省的所有市政府和政治俱樂部。市政府官員接到指示，要“在每周日和假日的晚禱之前”公開地大聲朗讀，因為這份報紙“以最純粹的形式闡述了共和主義的原則”。于是，700份報紙被分發了出去。

  對于雙方來講，印刷材料都有著傳教布道的價值，并以前所未有的熱情被廣泛宣傳。有關年歷的爭斗就例證了雙方的交鋒，例如《跛足的信使》（Messagers boiteux）與在貝桑松和波利尼印制的共和派年歷之間的爭斗——《跛足的信使》在伯爾尼（Bern）和納沙泰爾印刷，然后秘密運進弗朗什-孔泰，但后來被省當局追查并繳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