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報記者：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和2008年元旦獻辭中都講到，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這里把3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講得非常透徹了。您怎樣評價改革開放30年對中國出版事業的作用和意義？

柳斌杰：錦濤同志對改革開放偉大意義和作用的評價非常深刻，也非常準確。改革開放不僅對整個中國命運具有“歷史性”、“抉擇性”意義，對中國出版業同樣具有“歷史性”和“抉擇性”意義�；叵�“文革”時期出版業的情況不難得出結論：沒有30年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出版業今天這樣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局面，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對國際出版格局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但是，總結30年出版業的改革發展是一個大題目，也是一篇大文章，不是幾句話就能講清的。我在不久以前也談到過改革給出版業帶來六個方面的變化：一是解放思想轉變了工作思路；二是改革開放發展了文化生產力；三是創新體制營造了新的市場機制；四是實現了政府從辦出版向管出版的轉變；五是公共文化服務得到了加強；六是中國出版業正在走向世界。這是我們現在都能看得到的變化，可以給改革意義的深層次總結提供一個線索。

如果只用幾個具體數字說明，那應該很簡單，比如說到產業結構，從1978年到2006年，我國的出版社從105個發展到573個，增加4.5倍；報紙從186種，增加到1938種，增加9.6倍；期刊從930種，增加到9468種，增加9.2倍；說到圖書產品，從1.5萬種增加到23萬種，增加14.5倍；印數從37億冊增加到64億冊，增加0.73倍；出版系統利潤，從3.23億元增加到46.49億元，增加13.4倍。這些數字足以說明出版業3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僅僅這些是不夠的，總結30年，還需要進行深入的思考，還要探討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對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驗進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總結，對新聞出版業今后的發展將產生重要意義。這也是我們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在紀念新聞出版業改革開放30年之際，我希望整個行業都來參與思考和討論，以便深化全行業對改革開放的認識。

因為出版業具有意識形態特殊性，既要確保正確輿論導向，確保國家文化安全，又要推進出版業體制改革，這就使改革增加了難度，加大了成本，也無疑延緩了時間。

商報記者：如果只請您講一點，您認為出版業改革開放30年，您印象最深的一點是什么？

柳斌杰：我認為是過程艱難、任務艱巨。出版業的改革是在整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大潮中被動進入的，實質性的改革是十六大以后才開始的，而且難度極大。由于出版業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屬性，使得出版業改革更加艱難，而且是漸進式的，同經濟社會改革拉開了一定的距離，比教育、衛生、體育、科技等改革都晚了許多年，從這就能看出難度來。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的，是從農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開始的。當時的改革首當其沖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雙包”挑戰的是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不久，人民公社解體，農業改革一步到位。但是，出版社的改革當時不敢觸及體制，只是在經營方式上提出過“立足本省、面向全國”、“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一類改進方向，批辦了一些出版單位，有了量的擴張。這僅僅是出版范圍的改變，出版方式的改良，并沒有牽動出版社體制。后來發行業開始連續推進“一主三多一少”、“三放一聯”、“三建二轉一加強”、“承包責任制”、“目標責任制”等改革探索，1992年以后發行業的零售向民營資本開放、組建出版發行集團，在性質不變條件下謀求更大發展。但與同一時期其他領域改革的深度相比有一定差距。

這是因為出版業具有意識形態特殊性，既要確保正確輿論導向，確保國家文化安全，又要推進出版業體制改革，這就使改革增加了難度，加大了成本，也無疑延緩了時間。像改革初期新華書店權力的放放收收，發行渠道的開開合合，出版社協作出版、自費出版、民營書業的起起落落，都是在探索中試驗，為改革付出代價在所難免。

在其他經濟領域，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了資本的多元化整合。1990年代就解決了“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問題，社會主義的旗幟上有了市場經濟，兼并、重組、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經營成為合法的市場活動。很多著名品牌都是民營、私營、合資企業創造的，不少非國有企業進入500強，有的成為上市公司。通過改革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國有企業煥發活力，大都相繼完成股份制改造，或者上市融資，資本實力、生產能力、競爭能力都大大提高。而出版業在這方面則有“滯后”之感，大多數還在計劃經濟的模式中運行，市場主體、競爭能力尚未形成。

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我們從出版業特殊性出發，努力尋求加快出版業改革的辦法和途徑，使今后的改革之路走得更順、更快、更好。改革開放30年了，如果我們還搞計劃經濟那一套，連跨地區、跨媒體經營都解決不了，實在無法交待。

出版業改革發展進入快車道，是最近5年的事情。十六大以后，我國加快了改革步伐，黨中央作出加快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決定，也給新聞出版業體制機制的改革帶來機遇。

商報記者：改革發展30年，這是一段很漫長的時間，受內外環境影響，也有自身發展規律，各個階段發展并不均衡。有時曲折徘徊，需要政府助推；有時過快過熱，需要宏觀調控。就出版業而言，您認為發展最快的時期是哪一段？

柳斌杰：出版業改革發展進入快車道，是最近5年的事情。

為什么是這5年？大的前提說，是十六大以后，我國加快了改革步伐，黨中央作出加快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決定，也給新聞出版業體制機制的改革帶來機會。當然就出版業而言，我想也像萬事萬物一樣有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前面我說過，由于出版業的特殊性，為改革付出的代價超過其他行業，但是代價也是學費，我們從曲折徘徊中可能學到順利情況下學不到的東西。錦濤總書記講，我們黨在改革發展中堅持了十個“結合”，其中第四個結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對出版業而言，就是如何將堅持正確健康的輿論導向與解放出版生產力結合起來。還有第八個結合，“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強調我們既高度珍惜獨立自主權利，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對出版業而言，就是在全球出版激烈競爭環境中，既堅持中國特色新聞出版的發展道路，決不“受制于人”，又要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實施“走出去”戰略，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魅力和影響力。我覺得我們在這些方面已經積累了相當成功的經驗，積蓄了相當豐富的能量，只等擇時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