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之前有個混亂期，八十年代俞曉群去深圳參加兩岸版權貿易會，那時候兩岸剛剛開始做版權貿易，還沒有規則，“彼此見到你的書就印，誰都是亂來。”他記得，中央還曾經專門發文：不得擅自印刷金庸的書。

 

    現在不可能有這樣的情況了，大部分都還是會按照著作權法以及通行的方式來操作。

 

    俞曉群的出版社前年再版了一批老商務的“幼童文庫”，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書，數量又多，將近200本，版權已經不清楚了，有的作家很有可能去世不到五十年，版權還沒有到期，但又沒法挨個去找，俞曉群他們就找到了臺灣商務印書館。“這套書是王云五編的，王云五去臺灣了，著作權不在他手里，但版權在他手里。臺灣商務給了我授權。”

 

    在鐵葫蘆圖書總編輯王來雨看來，版權交易直接與出版社對接是更方便的事，相反作者有時候會不靠譜，待價而沽，答應出版社后一時又變卦違約的事也常有。“版權買斷也是出版社的常規做法之一，譬如著名的奇幻文學鼻祖托爾金的作品，也是被英國出版公司買斷的。大陸很多大牌出版社的書也是買斷版權的。臺灣有的出版社幾十年經營版權，可能最近幾年沒有新書，但老書足夠，也能生存下去，因為版權是他們的重要資產。法律制度完善，契約精神成熟，版權買賣才能發達。”

 

    在王來雨看來，我們的問題在于版權制度、規則建立得不好，契約精神還不夠。就想著賣高價，簽個三年五年，出版社和作者互不信任，所以版權模式上也比較單一。“但這樣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向外輸出版權也會有影響，一個作者一本書版權歸屬不明晰，有時候國外出版社想購買版權一時都找不到代理方，人家過來買不到，一來二去就作罷了，這種事也常有。”

 

    “其實和臺灣人、香港人還是和西方人做版權交易沒什么區別。只是從版權輸出來講，臺灣人他們很聰明，他們直接找作者，大陸好多作者版權并不授給出版社的。”俞曉群覺得現在比較無奈的是，大陸的出版環境擺在這里，出版機構的信譽比較差，譬如莫言，他不會把他的海外版權給你國內的出版社直接代理。另外一方面，有的人作品不值錢，你也不會買，正常都是授權五年左右，而有的暢銷書，版權就賣給你一年。俞曉群他們簽下了幾米的書，簽了五年，“你不好好印，不好好支付版稅，到時候到期他就不給你了。”

 

    觀察

 

    香港：華文出版的特區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年過七旬的唐寶林最近松了一口氣。他洋洋灑灑百萬字的《陳獨秀全傳》最近終于在國內面世了。因為陳獨秀研究的一些歷史原因，這一書稿此前在國內一直沒有出版社接收，直到2009年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看中。

 

    經過歷時八個月的專家匿名評審，以及將近兩年時間的刪改，2011年繁體版終于進入讀者視野，并且躋身《亞洲周刊》“2011年度非小說類十大好書”之列。繁體字版盡管只印了1000冊，但“一國兩制”中的輾轉，卻贏得了出版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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